行使狭义行政管理权可使用的行政手段非常丰富，典型手段包括下令、免除、许可、禁止等命令性行为和特许、剥权、认可等形成性行为。

[54]彭真：《进一步实施宪法，严格按照宪法办事——纪念新宪法颁布一周年》，《中国法学》1984年第1期。[59]参见柳建龙：《论基本权利冲突》，《中外法学》2021年第6期。

[32]参见翟国强：《中国宪法实施的双轨制》，《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一般来说，宪法财产权的保护对象和保障内容需要由民法加以形成，而该条第1款强调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便是认可由法律来形成财产权的内容，[39]即该款确立了内容形成保留。（三）差异化法律保留与基本权利冲突的解决当发生基本权利冲突时，最为理想的解决方式是通过实践调和使相互冲突的基本权利都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如果无法探寻到最优方案，则要根据基本权利的重要性位阶来确定哪一基本权利应当退让，进而判断对较不重要的基本权利的限制是否过度，以及对较重要的基本权利的保护是否充分。这些事由是具有宪法位阶的法益，是宪法明示的无法律保留的基本权利所受到的固有内在限制。一方面，私有财产继承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通信权、获得公开审判的权利等条款仍然采取了与五四宪法类似的法律保留结构。

[39]参见张翔：《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一般法律限制保留，即本文所称的简单法律保留的情形，对立法应该严格审查。[85]质言之，正当性意义上的人民主权原理虽不要求人民本身直接地行使国家权力，但要求通过选举与授权使得人民与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之间存在不间断的正当性连结。

[32]杉原泰雄「国民主権の史的展開(1)」法律時報54巻1号（1983年）131頁参照。从文义上看，人民既然拥有一切权力，那么最高权力自然也应包含在内。[61]Vgl. Thomas Fleiner/Lidija R. Basta Fleiner, Allgemeine Staatslehre,3. Aufl.,2004. S.346.[62]参见[美]小查尔斯·爱德华·梅里亚姆：《卢梭以来的主权学说史》，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58-159页。在具有主权实在且常在特征的中国现行宪法中，法治主义与人权保障的原理可以通过主权自我约束的学说得到解释。

[27]同时，主权一词还有可能用于指称国家的统治权，即国家于国法及国际法的限制内，自定自己的组织（自主组织权），支配领土内一切的人和物（领土高权），支配在领土以外的本国人民（对人高权）的排他性权利。[125]中国宪法所设计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即符合上述权力控制机制，这些机制在中国宪法条文中均有体现。

政权就可以说是民权，政权是管理政府的力量，这个大权要完全交到人民的手内，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权可以直接去管理国事。同时，属于人民的表述也富有社会主义类型宪法的特色，和二战后成立的大多数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主权条款的表述相同[121]，而区别于联邦德国基本法、奥地利联邦宪法等资本主义类型宪法来源（ausgehen）于人民这一含义模糊的表述。[27]参见[日]美浓部达吉：《宪法学原理》，欧宗祐、何作霖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4页。黑内尔将决定权限的权限作为主权概念的标志性特性。

[122]属于意味着人民应成为权力的所有者，切实地掌握一切权力，而不是仅作为权力的一个源头或起点。[44]在奥斯丁的理论中，不但主权的最高性归属于政治社会中的统治者而非独立政治社会本身，就连主权的独立性也是仅仅归属于统治者——因为臣民表现出对统治者的依附性，并不是独立的。[75]这种理解在中国也颇为盛行。持国家法人说的美浓部达吉即认为，主权的其中一种含义为国家最高机关的意思，亦即一国的众多国家机关的意思之中，必然存在一种机关的意思处于最高的地位，它是其他机关意思的发现之原动力，使其他机关意思有效，且有抑制之力[40]，所谓主权在君或主权在民指的就是君主或国民在国内拥有可以决定国家意思的最高权力、最高的机关意思属于君主或国民。

对中国1982年宪法中相应条款的解析，参见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67-168页。另参见[日]阿部照哉、池田政章等：《宪法》，周宗宪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

[26]近代日本学者美浓部达吉讨论主权的四种含义时，指出原本用来表明国权之最高独立性质的主权一词，有时也可能用来指称国权本身——亦即国家作为法人的意思力（意志），所谓主权唯一不可分指的其实是国权的唯一不可分。施米特在其《宪法学说》中，区分了宪法律（Verfassungsgesetz）——以成文和刚性为特征的宪法典条文集合，和宪法（Verfassung）——关于政治统一体的类型和形式的总体决断。

[132]杉原泰雄「国民主権の史的展開(2)」法律時報54巻2号（1983年）82頁参照。国家通过法律命令为国家服务的人作为机关依法律形成机关意志，既然国家的意志只能通过机关来表达，国家就通过约束机关来约束自己。如蔡宗珍认为，国民主权是指国家由国民所建立、国民所组成，国民构成统治正当性最后的根源，在宪政国家之下国民主权的意涵仅限于建构与证立宪法的象征性意义。为了准确地理解主权原理，对于近现代公认的主权者——人民的具体含义，也有必要作分析，这应当是下一步的研究课题。[120]国民党主导的《训政时期约法》与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仅规定最高权力（文本上的用词为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而其实质作用则是四种直接民权。[29]芦部信喜「国民主権(1)」法学教室54号（1985年）15頁参照。

国家的职责是历史地发生变化的，国家权力的具体内容，只能通过对特定时代、特定国家的历史研究来确定。[34]参见卡尔·施米特：《政治的神学》，刘宗坤、吴增定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页。

文章来源：《甘肃政法大学学报》2023年第6期。结语国内外的公法学界中，都存在主权怀疑论或主权否定论。

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100]在统治权方面，《中华民国约法》不再规定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院、法院行使其统治权，而规定大总统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

[133]当然，在多层级间接选举制度之下，人民对全国人大代表的监督、罢免与命令委任，事实上存在一定的困难。[44]参见[英]约翰·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19、241页。制宪权也并非如樋口阳一所主张的那样经过一次性行使就处于不被发动、永久冻结的状态，而是只有在极其例外的非常情况下才有可能发挥作用。约束就在于监督、罢免与命令委任制度。

（四）主权作为例外状态的决断权卡尔·施米特在《政治的神学——主权学说四论》中提出了一个颇具冲击力的理论——主权者为决定例外状态者[48]，相应地主权即为例外状态的决断权。当近代立宪主义宪法被制定时，始源的制宪权就将自己在宪法典中加以组织化：一方面，它转化为国家权力正当性的终极根据存在于国民这一具有理念性质的国民主权原理，具备正当性的要素。

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113]参见林纪东：《中华民国宪法逐条释义（一）》，三民书局1998年版，第31-33、377-378、384页。

[105]但曹锟宪法中国权的含义似与此不同，它倾向于指权限（Kompetenz）而非权力（Gewalt），即若干具体事务的管辖权（Zus#228;tndigkeit），是一个可以细分的概念，主要用于中央与地方事务管辖权的划分，其用法与1931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及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中的权限一词基本一致。[61]这一概念源于19世纪的德国实证主义公法学。

[145]这种批判将其标靶拘泥于近代早期的绝对主义主权理论，忽略了此后主权一词在公法领域中衍生出的多重含义，也忽略了主权理论此后的发展。[3]参见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学说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0页。该约法在第2条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144]笔者理解并认同这些批判背后所蕴含的立宪主义关怀，但认为对主权概念和主权理论的这种批判可能是过度的。

国家权力也是始源性的统治权力，非国家的团体如果获得了统治性权力，那么这种权力必然是经由国家的授权而取得的。这反映了社会主义类型宪法对主权者人民高度推崇，重视防范权力具体行使者偏离主权者的意志。

[43]一个独立的政治社会由两部分成员组成，一部分是作为主权者或最高统治者的社会成员，一部分是作为臣民的社会成员。[10]而主权则是国家权力的一种属性。

[80]樋口陽一『近代立憲主義と現代国家』（勁草書房1973年）301頁参照。[121]如1947年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条第1款，1949年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条第2款，1952年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条第2款，1952年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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